为了扩大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影响,继续深入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,1936年暑假,天津学联成立了暑期义务教育促进会,选择天津近郊的王兰庄、小园和姜井等村作为活动点。河北女师的王玉玲(安琳)分在小园,这个点由吴祖贻负责,经常参加活动的有程人士(程宏毅)、杨若余等。河北女师的吕贤棻(于瑞英)参加姜井点,负责人是马毓臻(纪波),经常参加活动的有张文展、杨希龄、杨若余。
我们刚来到村里时,农民们用好奇的目光打量我们这些“洋学生”。我们主动地接近他们,跟他们拉家常,很快就熟悉了。我们一边进行开课的准备工作,一边在村里张贴标语,挨家挨户做动员。白天我们给孩子们补习功课,教他们识字,教他们唱救亡歌曲,给他们讲《最后的一课》等故事。虽然孩子们不能完全领会所讲内容,但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。晚上,我们给大人们讲课,结合他们所接触过的事情,向他们宣传抗日道理。例如,我们讲鬼子低价买我们的棉花,高价卖给我们布匹,走私不纳税,这是喝中国人的血,吃中国人的肉。我们还给他们讲“海河浮尸案”和天津便衣队暴乱事件等,他们听了非常气愤。
除“义教”本身外,我们还组织了歌咏队、话剧演出队,到各义教点及附近村庄演出。后来,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通俗剧团。我们排演的都是抗日救亡和有关妇女解放的节目。“义教”结束时,我们召开了村民大会,在操场上搭了戏台,先由吴祖贻等人演讲,然后演戏,演出的话剧叫《打回老家去》。我们先在小园演,后到姜井演。演出是成功的,很受群众欢迎。通过“义教”,不仅宣传工作顺利地开展起来了,抗日救国的思想在农民群众中生根开花。而且我们的思想感情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过去,我们对劳苦大众仅仅是同情,而通过这次深入接触,我们开始懂得了人民群众是抗日救亡的主要力量。在农村的这段艰苦生活,也磨炼了我们的意志。我们相互激励,以苦为荣,始终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。
这次到农村,我们亲眼看到了人民群众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生活,深深的认识到,必顺推翻这个黑暗的社会制度,祖国才能得救,劳苦大众才能翻身得解放。我们在思想觉悟上有了一个新的飞跃,在党的关怀和培育下,在“义教”结束时,我们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我们在农村中传播抗日救亡的种子,也在斗争中改造了自己;来时我们还是幼稚的青年学生,回去时已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了。(区档案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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